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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考古發現庫車友誼路墓群

時間:2018-08-22  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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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在我國陸地面積最大的地方,有很多沙漠,很多朋友對新疆還是比較向往的,最近幾年新疆的旅游事業發展的非常不錯,下面西游網小編給大家分享新疆考古發現的庫車友誼路墓群,一起和小編來看看吧。

  新疆考古發現庫車友誼路墓群

  庫車自古就是龜茲文化發祥地,在庫車縣友誼路地下街建設工程中發現的東晉十六國時期磚室墓群,體量大、性質特殊,是新疆考古工作中的重大發現,填補了新疆考古工作中的空白。這些古墓群,從墓葬的形制上看有豎穴墓和磚室墓兩種,分別有豎穴墓葬2座,磚室墓7座,是在新疆首次發現的典型的漢式磚室墓。其中,磚室墓又分為單室券頂磚室墓、單室穹隆頂磚室墓、前后雙室穹隆頂墓三種形式。單室穹隆頂磚室墓墓門上部有照墻(部分有磚雕),前后雙室穹隆頂墓的前后室四隅起券處有燈臺,墓葬形式為合葬。

  通過與在江蘇、山東、陜西、河南、山西以及甘肅酒泉、嘉峪關、敦煌、青海大通縣等地發現的墓葬資料對比,庫車發現的磚室墓的形制、構造方式、磚的規格等,與甘肅敦煌佛爺廟灣、青海大通上孫家寨等地發現的魏晉尤其是西晉時期的墓葬極其相似,可推定為魏晉十六國時期,即公元3世紀中后期至4世紀。

  新疆考古發現庫車友誼路墓群

  從考古發掘材料看,早在西晉或延續到東晉十六國時期,漢文化對這一地區具有重大影響。古墓群發掘出土的二百余件珍貴文物,為新疆考古文化斷代研究提供了一個重要標尺。從墓葬形制來看,屬于中原地區的,但建構方式則具有較強的地域特色。這批墓葬在庫車發現,是西漢中央政府建西域都護府統轄西域的直接物證,從考古學資料上證實了中原文化對西域的重要影響。認真做好墓葬群的文物保護工作,對于揭示東晉十六國時期新疆與中原地區歷史、文化的密切聯系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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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羅布荒漠孔雀河下游南約60公里處的小河墓地(被評為2004年中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遠看是一座十分壯觀的橢圓形沙丘,高出地表775米,東西長74米,南北寬35米。沙丘表面密密叢叢矗立著各種木柱140根。在墓地中部和西端各有一排整齊的木柵墻,西木柵墻所處位置可能是墓地的西邊緣,中木柵墻橫跨沙丘頂端,可能是墓地不同墓區的界域。已發掘的167座墓葬中,葬具主要是木棺,少量為泥殼木棺,在墓地北端還發現一座規模較大的木房式墓葬。木棺大致有兩種,主要是由弧形棺板拼合形成的無底舟形木棺;另一種棺板較直,木棺近長方形,數量不多。兩種棺具,或反映時代上的早晚,或暗示墓主人身份或文化上的差異。木棺上都覆蓋著牛皮,牛皮是在新鮮時蓋上的,所以它緊箍著木棺。每棺葬一人,頭基本朝著東方。死者身上都裹著寬大的毛織斗篷,頭戴氈帽,腰圍窄帶或似短裙的毛織腰衣,足蹬短靴,都隨葬一件幾何花紋的草編簍。

  在小河墓地保存著原始狀態的墓葬棺前都豎有立木。立木的造型因死者性別而不同:男性棺前立木似槳,槳面涂黑、槳柄涂紅;女性棺前立木為上粗下細的多棱形柱體,上部涂紅,纏一段毛繩,繩下固定草束。兩種立木的象征意義為:柱體象征男根;“槳”象征女陰。小河居民用這種獨特的方式表達了對生殖的崇拜。不僅如此,女性棺中還放置纏有紅毛線的木祖,中掏空。男性棺前與槳并列插有木箭,有的墓中還見精雕成蛇形的木桿。女陰立木和男根立木同木棺在埋葬時都被一起掩埋,在棺的前端再立一根高大的、通體涂紅的粗木柱,它露出當時的地表,成為醒目的墓葬標志物。粗木柱的下部插立蘆葦麻黃、駱駝刺等干旱區植被擺放羊骨、牛糞,它的上部可能懸掛著涂紅的牛頭。在墓地采集到三件高達3米左右的木雕人像,有可能是公共祭祀活動中的道具;還有的雕像長度僅10厘米左右,只雕出人面,凸顯高鼻。這些雕像,無論從文物價值還是從藝術角度看,都是難得的珍品。小河墓地還出土了極為罕見的“木質尸體”—具系用干廠的頭顱殘肢和木質的軀干結合而成的尸體,死者仰身直肢,面部涂劃有紅色的線條,身體上普遍涂有乳白色漿狀物。據碳十四測年數據顯示,小河墓地的年代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從埋葬方式、隨身衣物看,小河墓地與孔雀河古墓溝墓地應屬同一文化類型。

  2008年初,在克甲雅河下游的圓沙古城以北約70公里的沙漠腹地新發現一處外觀、墓葬形制及文化內涵均與小河墓地相似的墓地,是研究小河文化源流的重要資料。在吐魯番盆地,鄯善縣吐峪溝鄉洋海村西北的戈壁地帶,有一座比阿斯塔那墓群年代更早的地下博物館,它就是洋海墓地。已經發掘的近600座墓葬證明,這是一處公元前1000年前到唐代前后的大型墓地。其中的1、2號墓地中葬入豎穴土坑帶二層臺墓室的是一批生活在青銅時代的人們。從墓葬的隨葬品看,他們使用銅斧、銅刀、刻有動物紋的木桶以及繪有各種圖案的彩色陶器,飼養牛和山羊,種植小麥、青稞和黍(黃米)。洋海人過著既飼養牛羊,又用弓箭和飛鏢狩獵,還種田、制陶、紡線織布、加工皮革的生活。出土的3件用胡楊木刻挖而成的古老樂器——箜篌,說明這里的人們還能歌善舞。干燥的氣候使得部分“木乃伊”仍保存完好,其中一位男性,頭戴羊皮帽,額頭系彩色毛條帶,左右耳戴耳壞,頸部戴綠松石項鏈,內穿翻領彩色毛布衣,腳穿皮靴,靴幫上捆綁毛條帶,并系由銅管和銅鈴組成的“頸鈴”,該男子左手持木柄青銅斧,右手握纏有銅片的短木棍,手臂旁是個木缽,它的身份被推測為是早期薩滿教巫師,是研究原始宗教信仰的形象標本。在阿爾金山腳下,車爾臣河流域的且末縣扎洪魯克墓地,是一處與古代且末國歷史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大型公共墓地。在這里發掘的一批漢代前后的墓葬中普遍發現了牲畜骨骼,說明了當時畜牧業的發達程度。從種類看,他們飼養的家畜以羊為主,還有牛和馬。古代文獻中稱且末:土地無雨決水種田,這從墓葬中出土的小麥、粟以及馬鞍形石磨盤、木耜、木鐮刀等農作物和農業工具得到了印證。扎洪魯克人使用飾黑色陶衣的陶器,流行刻有狼、羊、鹿、駱駝等動物紋飾的木器。死者頭戴圓頂或尖頂毛布帽,身穿圖案華麗的毛布長袍或套頭裙衣,腳穿氈靴或皮靴,表現出當時比較發達的毛紡織和皮革加工技扎洪魯克墓葬中也出土了兩件用當地胡楊和檉柳制作的古老樂器—一木質箜篌,是新疆發現的年代較早的地產箜篌,亦是扎洪魯克人能歌善舞的表現。且末氣候干燥,一些干尸雖已時隔近3000年仍保存完好,有的面部用黃色顏料繪出的紋飾仍清晰可見。如具不滿周歲的嬰兒尸體,頭戴藍色羊毛帽,身裹紅色毛布,雙眼各蓋一塊小片石,鼻孔塞毛線繩,身旁放著一個牛角杯和羊皮質喂奶器。嬰兒的神態宛若剛剛入睡,仰身屈肢,躺在一塊白氈上。這具嬰廠隨新疆文物在日本和德國展出時曾引起轟動。這批資料對于研究古且末國歷史及早期東西文化交流有著重要的學術價值。在天山以北伊犁河上游的喀什河兩岸,古墓葬的分布十分密集。200l年以來,在尼勒強克縣吉林臺谷發掘古墓葬近800座,其中一批早到公元前100前500年的墓葬,是史認識伊犁河流域早期歷史的新價料。這批墓葬的隨彈品一般都很少,主要是少量日常生活用品如陶罐、陶壺、陶杯和陶盆等,其中有一些繪有幾何形圖案的彩陶,還見小件鐵刀銅刀、銅鏡、骨箭頭以及羊和牛骨。在有的墓地兩端還發現了保存完整的祭祀壇,其結構是用大小卵石在地表整齊地擺鋪56圈圓形石圈,中間填以塊石和片石的圓形石堆,可能是人們祭天祀地或祭祀祖先的設施。總體上看,他們的生活方式是相對定居的畜牧生活。這批墓葬應是早到公元前七八世紀,晚到西漢時期的游牧人群的遺跡。在部分墓葬下發現了遺址,文化層厚達1.5米,從出土陶片的器形和紋飾分析,應是與在南西伯利亞和2。98哈薩克斯坦等地廣為分布的安德羅諾沃文化相關的遺存,其時代明顯早于墓葬。祭壇和遺址的發現是伊犁河流域考古的一個重要收獲。

  在伊犁河上游的特克斯河下游發掘了近300座墓葬,其外觀似土墩和石堆,有的封堆直徑在3055米之間。最大的一座地面封堆直徑達6米,高645米,封堆下壓有兩個相套的巨型石環,中間為長方形豎穴單室墓,墓口四周鋪有石片,上蓋兩層木梁,墓底也鋪有卵石片,修筑考究。這批大型墓葬,可惜在早年均被盜掘-空,僅就其封土規模之大,也足以顯示其墓主身份之高,絕非平民百姓所為。所幸的是大多數小型墓葬均未被盜擾,墓中的人骨架大多保存完整,隨葬羊骨,有的還見整匹的馬隨葬。死者身旁常見尚存煙熏痕跡的陶罐、陶痖和陶缽,以及小件的金、銀、銅、鐵、骨、石器等。這批墓葬的延續時間很長,早期墓葬的文化特征與尼勒克縣的吉林臺墓地屬于同一文化,結合中外史籍記載,該墓葬可能都是曾經游牧生息于伊犁河流域的塞人、烏孫遺跡。二、漢一唐考古的新發現處在羅布荒漠之中的樓蘭古城,早在20世紀初就被外國探險家發現,卻是中國考古學家考察的空白。自1979年起新疆考古學者先后多次深入羅布泊地區,對樓蘭古城海頭古城等進行了調查或發掘;在孔雀河下游發掘了古墓溝墓地和鐵板河“樓蘭美女”墓葬;在樓蘭城郊發掘∫一批東漢時期的墓葬,出土文物中既有本地生產的各種木器、陶器、棉布、毛氈、毛毯、弓箭等,也有明顯是來自中原地區的錦、絹、刺繡、銅鏡、漆器、五銖錢,以及漢文木簡、紙質文書、怯盧文木簡等珍貲文物,還見具有中亞、西亞風格的玻璃制品和織造工藝精美的毛織品,從而揭開了中國考古學家樓蘭考古的序幕。近年來在樓蘭古城以北新發現的彩繪木棺墓和洞室壁畫墓,是樓蘭百年考古以來的重大發現。

  1988年在樓蘭古城東北約20余公里的“方城”(斯坦因編號LE)西北約5公里的臺地上,從一座豎穴土坑墓中出土了一口彩繪木棺棺體的f面繪束帶連壁紋和花卉紋、菱62形格內填云紋和花草紋,棺的前后擋板上繪有表示日月的金鳥和蟾蜍,發現時彩繪色澤鮮艷如新。棺內葬一中年男性,身著白色棉布面絹里袍,棉布單褲,頭下為鎖繡蔓草紋枕棺底鋪一塊獅紋栽絨毛毯,隨葬有木胎漆杯和漆盤各一件。從彩棺的形制、圖案及隨葬文物的特征看,其年代應在公元34世紀。2003年初,一則關于“樓蘭王陵”被盜的報道,促使考古工作者迅即趕赴實地考察,就在距前述彩棺墓不遠的一處雅丹高地上,我們清理了被稱為“樓蘭王陵”的壁畫墓。璧畫墓所處的雅丹中部矗立著一座殘高約2米的塔形土坯烽燧,南側即為壁畫墓。墓室系10米長的墓道底端生土斷面掏挖而成,分為前后室,前室大后室小,皆為平頂。前室中部立一直徑50厘米、下有方形基座的圓柱,猶如佛教石窟里的中心柱。前后室四壁丹青斑駁,滿繪壁畫。在前室墓門右側,繪一著通肩袈裟盤腿而坐的人物,對面一人呈跪姿,合掌,表現的大概是供養人禮佛的場景。門左側繪一獨角獸,形象極富動感。西壁繪一白一紅兩駝相搏場面,兩駝相互撕咬著對方的后腿,另有兩人手持長棍試圖挑開駝嘴。北壁繪一前足騰空后足蹬地的馬匹,前后各站一人,但已模糊。東壁繪六身人物形象,人物橫向排列男三女,手中或持缽,或持高腳杯。人物的面部大多漫漶不清,僅見中部一男子蓄八字連鬢長須。畫面中男性均著圓領窄袖套頭衫,腰系革帶。女性上身著偏襟小袖內衣,外罩喇叭口半袖衫,下著褶裙。這些服飾在營盤及尼雅墓葬、龜茲石窟壁畫中也見實物或形象資料,具有鮮明的西域特色。人物形象在繪畫技法上采用平涂和線描的方法,運筆嫻熟。中心圓柱及后室四壁均繪滿圓形似蓮花的圖案。清理出的箱式棺板中有兩塊彩繪棺蓋板,大一小,小的為兒童棺,彩棺圖案均為穿壁、流云紋樣。從棺板的數量看,墓中至少葬5至6人。墓室中清理出的遺物大多是衣物殘片,經拼對,有與壁畫中的半袖衫類似的童裝半袖袍,還有一件彩繪佛像花卉纓絡的絹衫、下擺綴有貼金裝飾的絹袍、刺繡手套、棉布襪以及雙面栽絨的彩色毛毯、幾何紋織錦、花紋若隱若現的綺,也見制作精細的木杯、彩繪箭桿、皮囊、馬鞍冥器以及象牙篦、木梳等。墓主人當年生活的奢華,從這些劫后余存的文物中亦能窺見一斑。這座墓葬的形制與高昌地區晉一十六國時期的斜坡墓道洞室墓相近,結合隨葬文物的特征,推測該墓葬是3-4世紀時IE城內外一個貴族家族的合葬墓。在此附近還發現10余座同類形制的洞室墓。彩棺墓與帶墓道洞室墓的發現,是西漢王朝在西域設立“西域都護府”之后,中原文化對樓蘭地區的影響在喪葬習俗方面的具體表現。營盤遺址位于樓蘭古城西約200公里的孔雀河北岸,它是由城址、烽燧、寺院、農渠田疇、公共墓地共同組成的一個大型聚落遺址。城基本呈圓形,直徑180米。城西有一殘高達9米的烽燧,與庫魯克塔格山前迕綿相繼的10余座烽燧東西連成一線,指示著樓蘭道的方向。營盤城東北有一寺院,為土坯壘砌的長方形塔院,塔院中部矗立著一座醒目的佛塔。城西北發現大片農田和灌溉渠遺址,城邊出土了一件布滿銹跡的鐵犁鏵。說明當年的營盤重鎮除了傳遞信息、保障行旅,還在這塊綠洲上發展著經濟和文化,為樓蘭道的暢通提供著有力的保障。

  1995年以來考古工作者在營盤墓地發掘了120座墓葬。這批墓葬,地表均插有胡楊木樁。墓穴有長方豎穴和長方偏室兩種,豎穴墓中都放置有木質的棺具,而偏室墓中的死者則以氈毯裹身直接入葬。木質棺具有胡楊樹干鑿空中部形成的槽形棺,也有四足的箱式棺,還有比箱式棺簡單的木框式棺。槽形棺,在羅布泊自古沿襲,營盤人在使用時多將4其扣在尸休上,中主人多是皆通的平民箱式神的規格較高:格外多命彩繪,常見在前、后擋板上繪金鳥象征日,繪蟾蜍象征月,蓋板、側板上繪伏臥的神獸、穿聯的玉璧以歷史史禮及繚繞的流云。這類彩棺形制、圖案帶有深深的中原文化的印記,享用它的逝者,應是地位較高的人群。營盤墓地的死者大多是單人葬,個別為兩人或三人合葬。死者無論男女,都用絲棉或棉布、毛布纏裹頭部,最外層額部的位置,通常再繃有一條大紅色的綢帶,上或綴壓花的金、銀飾件或垂吊珠串之類的小飾品。體質人類學家在對營盤墓地的38具人顱進行觀察和測量后發現:營盤古代居民的體質特征屬于歐洲人種,同時也有一些蒙古人種因素混入;近三分之一的頭骨為環狀變形顱,據此推測營盤人可能有自小用繃帶纏額的習慣,因此引起顱骨畸形生長。墓葬中的隨葬品、死者隨身的衣裝服飾,大致勾勒出營盤人生活狀態的基本輪廓。擺放在死者頭前的木幾或木盤,上面盛放羊頭和大塊羊排,一旁還配置有木質的罐、缽、杯等。當時的飲食器皿大多為木器,也有少量陶器,還有來自薩珊王朝的玻璃杯,中原的釉陶碗漆耳杯。部分木器在造型上模仿了西方的金銀器、玻璃器,異曲同工,十分別致。男性死者常常佩殉彎弓、長箭,女性則將化妝用的奩盒、銅鐃以及紡輪、剪刀等女紅用具置放身邊。奩盒上大多髹漆,其上的花卉紋樣與當地的毛繡圖案如出一轍。營盤墓地的不少織物、服飾出土時鮮艷如新。出土織物的種類繁多,其中絲綢幾乎囊括了漢晉時期內地絲綢的所有品種。同時還發現了被認為是西域地產品的織錦。這種織錦圖案從通幅連綿的云氣動物到二方連續的人物樹木、樓闕既體現著漢文化藝術的影響,又帶有濃郁的異域情調。毛織物是當地傳統的服裝面料,除了當時社會普遍需求的平紋斜紋的粗毛布外,精紡的花也大量涌現,因其可與織錦媲美,又被譽為“毛錦”。服飾上,營盤人追時尚求新樣既吸納東西方服飾的特色,又融入了本地人的喜好,裁剪縫紉出長袍短襦、筒裙、間色裙、燈籠褲等五花八門的服飾。人體佩飾有不少也來自中亞、西亞,如鑲嵌晶瑩的玻璃珠片的各種金、銀耳墜,酷似黃金的輸銅戒指、手鐲等等。在營盤墓地,最令人矚目的要屬編號為15號的墓葬,它埋在遠離其他墓葬而距佛寺最近的一處沙梁上。

  1997年春15號墓葬開棺面世,即成為轟動全國的重大發現,榮列為當年的中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15號墓葬的墓主人為男性,死亡年齡約30歲左右,正值壯年,身材相當高大,約1.9米。墓主人葬在彩繪木棺中,棺上覆蓋彩色獅紋栽絨毯。墓主人面部罩人面形麻質面具,面具眉眼生動,表情溫和、安詳,不知是否是墓主人真實肖像的模擬。墓主人衣著華麗、罕見,上身穿紅地對人獸樹紋屬袍,面料是來自中亞、西亞一帶的精紡的高檔毛織物,墓主人貼身穿著素絹套頭長袍領口、胸前貼有光色相襯的貼金花邊,下身穿絳紫色花卉紋毛繡長褲,足蹬專為死者特制的絹面貼金氈襪。墓主人腰間系絹帶,上拄幾何紋綺的貼金香囊及帛魚,胸前及左腕處各放一件絹質冥衣,外形小巧,左臂肘鄙系一藍絹刺繡護膊。墓主人頭下枕綴珍珠的“繡上加繡”的雞鳴枕。墓主人除了隨身64的這些珍稀的闕、錦、綺、繡類豪華衣物外,不見其他物品隨殉。墓主人棺具規格很髙,服飾及棺外獅紋毯異域特色明顯,葬俗在營盤墓地獨一無二,這些都反映出他生前有著不同尋常的身份、地位。漢晉時期,聯系東西方的絲綢之路暢達無阻,蔥嶺以西諸城邦之國與中原王朝的貿易活躍頻繁,營盤城內外想必就是繁華熱鬧的商品集散地,營盤墓葬中眾多不同風格的外來品便是明證。神秘的15號墓葬,充滿了異域文化氛圍,墓主人可能是一位來自西方從事貿易的富商。在昆侖山北麓洛浦縣山普拉古墓群發掘的68座墓葬及2個殉馬坑,墓葬形制多樣,埋葬形式復雜,出土文物豐富,尤其是一批保存較好的毛、絲、棉皮等質地的各種服飾更是特點鮮明。如“人首馬身武士像”毛褲,原為—幅大型壁掛的局部,后被裁剪成一條褲子,兩條褲腿已分離。圖案為“馬人”,在藍色地上由四瓣花組成的菱格內織出人首馬身的馬人”。“馬人”雙手持一長管樂器做吹奏狀,身披獸皮向后飄揚;在紅色地上顯出手持長矛的武上形象,武上深目、高鼻、厚唇,黑發曲卷垂肩,身著飾花帶的紅長衣。這種公元前后由西方傳到新疆的緙毛織物所采用的通經斷緯的織造技術,對中國唐宋時代的緙絲工藝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還有駱駝紋、鹿頭紋、龍紋毛布裙等織物的圖案風格,或具明顯的西方文化因素,或為中原文化之產物,是研究占代于闐文明的重要資料。據文物特征和碳十四測年數據推測,墓葬的年代早到公元前1世紀,晚到公元4世紀末。

  在尼雅河流域,1988-1997年間進行的中日聯合對尼雅遺址的考察成果是相當豐富的。通過考察基本摸清了尼雅河流域考占遺存的分布情況,并運用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rS)測定了遺址點的位置,對重要的建筑遺址進行了詳細的測繪,在尼雅遺址以北的尼雅河尾閭地帶發現了青銅時代的遺物,在尼雅遺址以南首次發現一座呈圓形的古城,并發掘清理了數處居址、一處佛寺遺址和四處墓葬。其中1995年發現并清理的95尼雅1號墓地,因墓葬級別高,出土文物精美、保存完好,蘊含的歷史文化內涵豐富,為學術界特別關注,并被評為1995年全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在100平方米范圍內發現的9座墓葬。中,矩形箱式木棺3座樹木掏成的獨木舟式棺5座。箱式木棺…般為兩人以上合葬,隨葬品種類多、數量大、保存好。出土遺物中的“王侯合昏千秋萬歲宜子孫”錦被、“五星出東方利中國”織錦護膊等絲織品,色彩鮮艷,其他如毛織物、漆器、銅鏡、皮制弓袋、弓、箭服刀鞘、蜻蜓眼料珠、帶扣等隨葬品之豐厚,保存之完好,均為新疆考古罕見。其中8號墓出土陶罐上有“王”字,3號墓男女合葬棺內覆蓋“王侯合昏千秋萬歲宜子孫”錦被,均是墓主人身份之高的重要標志,應為精絕國的地方王侯,而95尼雅1號墓地也很可能就是精絕王室的墓地在克里雅河流域,中法聯合考古隊于1991-1996年間進行的考古考察也有不少新的發現。考察隊在喀拉墩古城遺址區重點發掘清理了兩處已被嚴重破壞的小型佛寺、一座佛塔和兩處民居,調査了古城周圍暴露的古代居址及灌溉渠道。通過調查,在喀拉墩古城周圍共發現各類遺存60多處,這些遺存大致可分為:以喀拉墩古城為代表的中心建筑、民居、宗教建筑——寺廟和反映農業活動的遺跡——灌溉渠道等四類。兩座佛寺平面均為“回”字四方形,經拼對復原后的壁畫畫面的布局、內容與風格,主要與米蘭佛教遺存更為接近,似乎表現了中亞、印度和中國佛教藝術間的聯系,據碳十四測年數據顯示,其年代可能早到公元3-—4世紀前后,很可能是年代最早的中國佛教遺存之一。在喀拉墩古城以北40余公里的克里雅河下游,發現一座漢代以前的古城(圓沙古城)及數處與古城免疆歷史供冋一時期的墓葬,在繼續向西北的調査中又發現一批早于圓沙古城的陶器、銅器、石器等青銅時代的遺物,是克里雅河流域考古的又一-收獲。

  在天山南麓,庫車縣魏晉磚室墓的發現填補了新疆考古的一大空白(被評為207年中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墓葬位于庫車縣友誼路地下街施工區,西距龜茲古城東墻約500米。這批磚室墓規格高,分布密集,可能是一處規模較大的墓地。已發掘的1座墓葬分為豎穴墓和磚室墓兩類。穹隆頂磚室墓的部分墓門上部有照墻,壁面上有磚雕的成排椽頭、斗升、承獸、天祿〔鹿)、四神、菱格、穿璧紋等建筑雕飾。部分墓室墓磚上殘存紅、黃色彩繪;墓葬為多人多次葬有磚砌的棺床,殘存一些髹漆貼金木棺的漆皮和貼金殘片痕跡。墓內多撒有五銖錢,隨葬陶罐、燈盞、鐵鏡、鐵鏃、骨博具、銅帶鉤、金箔飾物、剪輪五銖、龜茲小錢等文物。庫車磚室墓葬的形制與我國內地,尤其與酒泉、嘉峪關的魏晉壁畫墓、敦煌佛爺廟灣墓地及祁家灣墓地、大通上孫家寨墓地等磚室墓十分相似,墓葬的年代可推斷為晉十六國時期,即3世紀末至4世紀末。在庫午發現典型的漢式墓葬,說明晉十六國時期中原漢文化對龜茲地區的影響是很深的;墓葬的主人可能是深受傳統漢晉文化影響的龜茲國貴族,或為居住在龜茲地區的漢地吏民、屯戍軍吏。在塔克拉瑪干沙漠北緣首次發現和內地關系密切的磚室墓葬,對于閘明漢晉時期中原王朝和西域綠洲諸城邦國之間的政治、經濟、文化關系,其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吐魯番的阿斯塔那—喀喇和卓墓地,俗有“地下博物館”之稱,20世紀發掘的近500座墓葬,因出土的各類文物內容極為豐富(如木乃伊、絲織品紙質文書等)而享譽世界。

  2004-2005年,吐魯番地區文物局在吐魯番市的阿斯塔那墓地、巴達木墓地、木納爾墓地,以及交河故城溝西墓地康氏家族墓,發掘了晉一唐時期的各類墓葬159座,發現的莊園生活圖”壁畫,出士的陶器、木器、鐵器、銅器、泥俑、金幣、銀幣、墓志等一批文物,是吐魯番考古的又一新發現。其中發現的大量古代文書(主要是紙質文書,也包括一部分書寫于方磚和木板上的墓志),內容多是世俗文書,就語種而言,主要是漢語文書,也有少量胡語文書,是研究西域史的一批重要資料。

  在天山以北草原地帶,各地博物館收藏的一批青銅器也很具特色,如伊犁河谷鞏留縣阿格爾森出土的銅斧、銅鐮、銅鑿等一組工具的造型和紋飾,與西鄰的安德羅諾沃文化風格相似。該處出土的青銅鍰、青銅盤等大型銅器,不僅造型多樣,工藝水平也很高,從器形看,都與鄰近地區的同類發現有許多共性,明顯表現出了東西文化交流的特征。在發現的大型青銅器中,新源縣鞏乃斯河畔所出土的包括青銅武士俑、三足銅釜、青銅方座承獸銅盤、銅對虎圓環、銅鈴等一組文物,可稱為珍品。其中的青銅武士俑,空心、頭戴尖頂大檐帽,表情端莊,雙目直視,上身裸露,腰系短裙,兩腿一跪-蹲,造型十分生動,是典型的尖頂塞人形象。青銅方座承獸銅盤,底座已毀,方盤完好,盤內兩角各蹲獸,似熊。同類銅盤在天山阿拉溝東口、可能屬于戰國西漢時期的塞克墓葬中亦曾出土過一件。兩件銅環,對虎作伏狀,面唇相接,身體回曲成圓形。對翼獸圓環形狀也似虎,相對而臥,立耳,短髭,雙耳直立,有翼,做奔躍狀態,形象也很生動。這組文物,被學術界一致認為是與塞克文化關系密切的典型銅器。三足銅釜、承獸銅盤在鄰近的中亞地區的塞克文化遺中都有發現,承獸銅盤被稱為是“祭祀臺”,用途似與祆教的祭祀活動有關。而對虎、對翼獸銅環的造型又與伊朗出土的薩伽金銀飾品的風格一致,表現了古代新疆地區與伊朗文化交流的信息。

  1997年在伊犁河谷昭蘇縣波馬一座土墩墓中發現的一組金銀器等文物,是草原考古的一次重大發現。在發現的文物中,包括鑲嵌有紅寶石的金面具、金蓋罐、包金劍鞘、金戒指各1件,鑲嵌紅瑪瑙的虎形柄金杯、金帶飾、錯金銀瓶、銀飾件、瑪瑙器、玻璃器殘片等,還有綴金珠繡織物殘片、云氣動物紋錦、“富昌”織文錦、卷草紋錦,以及綾、綺、絹等織物殘片。其中的金、銀器,制作精美、工藝精湛、規格很高,顯示了墓主人的顯赫身份和地位,其年代大約在公元6-7世紀前后。墓葬所在的特克斯河流域,曾是西突厥初期的汗庭居地,墓主人很可能是西突厥之貴族和田是佛教傳入我國的必經之地,200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占研究所新疆隊和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分別在策勒縣的達瑪溝及以北沙漠腹地的丹丹烏里克遺址,對唐代佛寺遺址進行了發掘清理,并對佛寺壁畫進行了揭取。其中,達瑪溝發掘的3座佛寺中,1號佛寺佛像雕塑保存完好,是迄今在我國發現的最小的佛寺(現已建成佛寺遺址博物館),而丹丹烏里克發掘的1座佛寺,壁畫顏色鮮艷,內容十分豐富。這批壁畫的繪畫技法均與古代于闐尉遲畫風-致。據日木佛教大學教授安藤佳香研究,很早就有日本學者認為,日本法隆寺舊金堂壁畫的畫風是源于西域,達瑪溝和丹丹烏里克佛寺壁畫的出土印證了這說法。因此,她認為和田的這一發現是亞洲美術的瑰寶,是研究佛教藝術的珍貴資料。2005年,丹丹烏里克出土的5塊壁畫曾在日本舉辦的“新絲綢之路展”上展出,在展出的囂盒百多件新疆文物中,精美的丹丹烏里克壁畫就是亮點之一,引起了日本觀眾的普遍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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